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１日，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应“曼克星”文化系列讲座之邀，前往四川联合大学，面向全校师生进行了题为《世纪之交的中华文化》的大型演讲。演讲持续两个多钟头，听者如云，盛况空前，充分表现了人们对世纪末中华文化命运的关注与祈盼，也充分表现了从余秋雨先生身上透射出来的中国文化人的巨大文化感召力。本文试就秋雨先生这场成功的演讲作一小析，以飨读者。
一、随意拾话，轻松入题
面对上千人的雷鸣般的掌声和灼热的目光，余秋雨坦然登上讲台，快速环视了一下全场听众，恳切地开口说道：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感人的场面（目视四周站立的人和讲台下席地而坐的外国留学生），谢谢大家!”
一个“朋友”的称呼，一个细心的“观察”顿时使听众感到自己受到注意和重视，从而缩短了台上与台下的距离。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余秋雨接着说：“《世纪之交的中华文化》，这个题目显然太大了，而且——（瞧瞧两边）这么多朋友站着，对我也形成了一点压力。（笑）能不能讲好，试试看吧。”于是，在一阵笑声里，他话锋一转，轻松地进入了他的话题。这里，余秋雨从现场情状随意拾话，一方面表达他对听众的关切，一方面又主动打破笼罩在名人身上的神秘感，缩短了台上台下的距离，使听众能在同一个心理平面上观察和接纳他。这为演讲的正式展开打下了基础，也为一个严肃课题成功地抓住更多的听众准备了前提。
二、巧妙设例，发人深思
我们知道，在演讲中特别是在学术性很强的演讲中，必然要涉及一些复杂的问题与现象。这些问题与现象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但又是不得不说的。余秋雨教授在这次演讲中巧妙设例，进行类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譬如我们进百货公司，我们不买的东西不买就是了，但绝不骂它。即使是一个老农民心头在抱怨：“这么薄、这么透明还叫袜子？还这么贵。”但他一般不会破口大骂。这是正常人的行为。我们叫它百货公司意识，相互争斗的人们需要一点百货公司意识。短短几句话，使人们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文化圈里的是是非非，具有以一当十之功。而且还使他省去了许多具体琐碎的阐述和不必要的麻烦，耐人寻味，启人深思。承着上面的话题，他又谈到了当前的评论家：一个乡间老太太闲得无聊，端把椅子坐在村口，今天说这家媳妇好，明天说那家媳妇坏，这就是当今某些评论家的形象。
对那些“在妄评别人的生态中消耗别人也消耗自己的生命”的假冒评论家们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从这讽刺中又可看出演讲者对某种文化状态的祈盼。当有人问及当年沸沸扬扬的“余秋雨与××剧本署名之争”一事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举了一个寓言式的例子：我在车流汹涌的街头，看到一个近于盲人的老人，他想穿过街去，于是我上去搀他一把，谁知过了街他却突然说我偷了他口袋里的钱，于是人们纷纷责问我为什么要偷一个盲老人钱。我于是仿佛一只街头老鼠，唯一的办法是悄悄地逃开…… 谁敢说这淡淡几句话的效果有逊于慷慨悲歌、激昂陈辞呢？我认为不但不逊，甚至还胜过三分。这也真可以说是演讲中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了。
三、纵经横纬，以理服人
这里的“理”，既指整个演讲过程中时时泛射着的理性的光辉，也指整个演讲本身的严密、清晰的逻辑层次和推绎过程。
文化需要等级观念，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立体的文化。所谓无序，就是使本应立体多元的文化平面化为一张浅薄无力的白纸……文化的崇高为什么一定要与物质上的清苦连在一起呢？文化和财富应该走向统一，让文人摆脱寒酸，让企业摆脱暴发。
这些脱口而出的、泛着理性之光的话，正如同“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这样的笔下之珠一样，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秋雨先生在谈及１９世纪激进思想的影响时，把它归结为“社会财富结构的失落”、“文官管理制度的失望”、“文明构架的失落”三个方面，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的脉路款款谈来，显示出清晰的层次和强大的逻辑力量。
四、情似血肉，以情动人
演讲与写文章一样，只有理是不够的，还得有情。而且对于演讲艺术来说，情往往比理更直接更重要。因为演讲是一门艺术，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流，它的效果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过后的唐诗宋词般的反复吟咏来获得。情似血肉。一场无血肉的演讲是很难受到欢迎的。余秋雨先生在四川联大的演讲，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充沛而真挚的感情。勾画形象以传情。
余秋雨在演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性话语：他长须飘拂，衣衫褴褛，在沙漠里独自奔跑，他在一处坑穴前停下一身的风尘，跪在一副白骨前，双手捧起先至者的头骨，仿佛看到了最美的图景。
心想：哪怕就死在这里也好。寥寥数语，给我们勾勒出了他认识的一位坚信“命运选择了我，我选择了苦难”的穿行沙漠者的形象，并通过这形象，传达了他对另一种人格的尊重之情。
渲染气氛以传情。
在述及他的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之死时，余秋雨说：他的两个学生正在国外，听说老师病危，中止合同，飞回上海，为老师临终演出。那一天，有着许多毛病的上海人（正如我曾多次写过的一样）都激动起来、崇高起来。好多不懂音乐的人也买票去听。小学生们的家长对记者说：“带他们来，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什么叫音乐，什么叫老师……”几天后，这位教授死了，龙华附近花店的花一售而空。病房里堆满了鲜花，楼梯上一层一层地叠满了鲜花……
我们分明感到，那曾经在上海的带了几分悲怆和崇高的气氛就弥漫在演讲会场。
真情流露动人心。
例如，他坦率地告诉大家：我的思想是矛盾的组合，一端是对中华文化的悲怆感觉，一端是对中华文化的乐观态度。我便在两者间苦苦挣扎，我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种挣扎的结果……我从没有说过我要停止写散文，我肯定会写下去的，只要我还在挣扎。又如余秋雨在作了那个有点悲凉意味的“搀老人过街”的类比之后，接着还有两句话：有的同学劝我说：“余老师，你就不要再做好事嘛!”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有点“与众不同”，如果我在街头看到还有盲而无助的老人，我还会去扶他过街的。这极为平淡的两句话挟着中国文人那种湿漉漉的真情扑面而来，也展现了余教授本人的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之一面，赢得了全场听众热烈的掌声。
此外，秋雨先生在这场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信手拈来，妙趣横生。如谈到因自己对盗版不过多追究而造成的“雷锋遇到的苦恼”，如谈到科举制度的利弊，如谈到闭关自守造成的愚昧和可笑等，都往往幽默天成，雍容自在，给人以莫大的美感享受。
综观这场演讲，抛开一般的所谓技巧，我想有三点是值得深思的：那就是知识性、情感性、自然性。知识是基础，情感是纽带，自然天成是至境。而最应为一般演讲者所重视的是，演讲者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增大自己的话的知识含量——这是演讲生命常在的比纯粹的技巧更重要的前提和保证。
